依山蓝海书店下方背诵，从右至左：余华、叶心韵、程永心、阿来、叶子、苏童、作者、吴长虹（2023）

一

第一次收到参加《我在海岛求学》拍摄的邀请是2022年8月。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想去。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在别人看来热闹的事情，我反而觉得有负担。年纪越大，我就越觉得担子重。这样一来，再说了，剧组约我10月6日上岛，录制时间预计要持续半个月。当时正值国庆黄金周。我从北京飞到成都，终于和家人团聚了。如果我去拍摄，我必须提前做一些准备。一个美好的假期就这样被毁了。

不久前，制片人严晓科发了一条长微信，语气诚恳。他主要给出了三个理由，希望我不要拒绝。最感人的是第二个，“我们已经设计了很多链接，你可以如果突然不来了，我们内容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巨大。”后来我和小可接触多了，发现他虽然看上去瘦小，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宽容大方的人。他这么一说，我也不能任性了，决定高高兴兴地走。

小可的微信没有拯救节目，却拯救了我，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

除了我之外，节目组还邀请了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等嘉宾。在我眼里，他们不仅是著名作家、编辑，而且都出生于江浙沪。上海。他们是我眼中的“南方人”。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北方的人。后来，当我到达拍摄地，见到欧阳江河和西川两位诗人时，我才知道他们邀请作家没有地域限制，而且是一档“面向全国”的节目。

从左到右：苏童、余华、程永新和本文作者在分界岛骑自行车（2022）

该剧在海南省毕节洲岛拍摄，这是位于海南大岛东南部的一个小岛。边界是指一半属于陵水黎族自治县，一半属于万宁市。 10月6日，我飞往三亚，机组人员派车来接我。沿着环岛高速开车一个多小时到达码头，然后转乘轮渡上岛。从那时起，拍摄就开始了。

我是第六位来岛上的客人，这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西川都比我早到岛上，而欧阳江河却比我来得晚。在酒店放下行李，我就匆匆赶往拍摄地点。当时拍摄已经开始了，第一个“场景”是在海边的沙滩上，我们在那里拍了我们几个踢足球的镜头。这是我在预备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我知道余华和苏童都喜欢踢足球，莫言也踢足球。至于我，我什至为作家组织了一支足球队，名为“慢速联盟”。没想到我来晚了。当我到达海滩时，他们已经玩了一圈，都坐在遮阳伞下休息。我看到一群小学生在沙滩上快乐地玩耍。我心里痒痒的，就叫大家都起来踢。没有人动。还好苏童给了我这个荣幸，起身和我踢了一会儿。郁华和叶兆言坐在一旁观看比赛。 “评论”极其讽刺、挖苦。虽然我踢过足球，但我从来没有踢过沙滩足球。我这才意识到沙滩足球并不好踢，因为沙滩并不平坦，而是被踩出了脚窝，坑坑洼洼的。跑的时候，一脚深，一脚浅，走的速度不如飞的快。 ，而且触球位置很难掌握，很容易失误。我的第一枪将球击入大海。这个踢球技术堪比中国男足。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将球控制在脚下。

随后，我们几个骑着自行车沿着2000多米长的海岸线骑行。我和余华谈论了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在篮球场上踢足球》。文章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在鲁迅文学院的篮球场上踢足球的故事。篮球场本来就不大，分为篮球场和足球场两个组。 “最多的时候，有四十人左右挤在一起，场面混乱得像群殴一样。”每次都有人把足球扔进篮筐，而篮球却被踢进了球门。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沉阳比赛的时候。他说，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我要上大学 我要打篮球，马原骗他们到沉阳讲课，并与辽宁文学院的学生玩游戏。辽宁文学院也很小，只有一个篮球场，所以比赛只能在篮球场上进行。他们打不过学生，就使出一招，请拉拉队队长史铁生来当守门员。史铁生身患残疾，坐在轮椅上。当他坐在门口（篮球架之间的空隙）时，学生们都害怕了，再也不敢投篮了。

当年宫廷上的几位人物，如余华、莫言、马原、洪峰、史铁生等，都创造了文学奇迹。他们是文学界的普拉蒂尼和贝克汉姆。足球场上“挂靴”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年纪最大的史铁生已经驾鹤西行了。但出于某种原因，作家和足球总是有着深厚的联系。或许在足球场上驰骋的日子更能激发他们体内潜藏的激情。陈忠实先生说：“我首先是粉丝，其次才是作家。” 1994年，阿来暂停了《尘埃落定》的写作，去美国观看世界杯。莫言说他和余华踢球只能当守门员。凭借天马行空的写作能力，他更喜欢灵动华丽的拉美足球风格，就像他喜欢神奇的拉美文学一样。他渴望看到最后一刻决定胜负，就像这本小说，悬念不到最后一页才揭晓。

二

分界岛是一座美丽的岛屿。岛上有一家很漂亮的小书店，叫边界书店。一座红墙灰瓦的古式小房子。虽然不大，但临海临风，景色秀丽。苏童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求学之地”。走进书店的木门，映入眼帘的是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外名著，当然也有“参赛”客人的作品。程永新带我逛了书店。最吸引我的是他带来的《收获》旧刊，包括《收获》第一期。我问程永新是不是原版的，程永新说是原版的。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觉，像文物一样轻轻地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抚摸着它的封面，仿佛试图连接到里面的代码。 《收获》创刊号封面由钱俊涛先生设计。五分之四的面积印有棕色背景，这是土地的颜色，隐喻劳动和收获。背景的顶部有一个细白色边框，底部有一个细白色边框。粗壮的白色边框，简洁明快。色块上部印有宋体标题“收获”，淡雅而不失力量。封面下方白色粗边框上，以小宋体印着“第一期”三个字。文字干净简洁，简洁得没有年代、没有问题。打开杂志一看，创刊号是1957年7月24日出版的。这期创刊号里有老舍先生的戏剧《茶馆》、康卓先生的田园小说《水滴石穿》、爱屋工业题材小说《钢铁百炼成钢》出版，代表了新中国沃土上文学的丰收。从此，中国文学春天播种，夏天耕耘，在这本杂志上展现了他们的收获，直到我面前的叶昭言、余华、苏童。

本文作者与诗人欧阳江河（右）在边界书店

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我在期刊阅览室贪婪地阅读文学期刊。从《收获》我读了余华的《1986》、《一种现实》和《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和《罂粟》。 《家》、《1934年的逃亡》、叶兆言的《华煞》、《秦淮夜泊》、《枣树的故事》等作品更是难以言喻。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文学作品。从题材到叙述方式，都与文学史上所列举的作品完全不同。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吗？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我的感受是惊人的。当时我给同学们讲了自己的感受，有的同学说这些作品没有评论，还不如看有评论的作品。然而，文学作品一旦有了“批评”，就失去了开放性，成为标准答案，从而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但不喜欢语文课本，因为课本都是标本（难怪今天的课本被称为“课程标准”）。一旦老师讲解了，就成了“知识”，只能背，不能读。感情、读者与作者的交流被切断，文学创造力被阉割。莫言、余华、王安忆、孙甘露、叶兆言、李锐、马远、苏童、洪峰、乔梁、王朔的作品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重塑了我的心灵和人生。没有他们的作品，没有《收获》这样的杂志，我对文学的热爱可能会受到影响，也许就不是今天的我。当然，我还要感谢素未谋面的巴金先生。没有他，就不会有如此独特并赢得我心的《收获》杂志。从那时起，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在《收获》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虽然直到我去了分界岛，和《收获》的首席程序员永信，还有我崇拜的作家，比如叶昭言、余华、苏童等人坐在一起，我的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 。

在海岛上学习

我只知道我喜欢这种文学，评价与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读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自己的内心。我有很多缺点，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从不违背自己的内心。你应该为自己的心而写，为自己的心而活。

我在文学领域“打拼”多年，对京津地区的作家比较熟悉。刘绍堂、张杰、刘新武、冯骥才等前辈都是多年的挚友。淑敏也有同样的气质，每次见面都聊得很投机。她与江、浙、沪作家接触甚少。在我心目中，北方作家大多走的是一条密集而坚实的现实路线，而南方作家则秉持一定的前卫实验精神（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充满灵性，追随水一样的形状。事实上，余华和苏童与北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苏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余华在永定路附近写了《活着》，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一口气读完了《活着》）。当时不知道这一点）。余华和苏童后来都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甚至成为了“北京人”，但我仍然把他们视为南方作家。也许是因为《收获》杂志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我的书房里几乎有余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单行本，包括同一作品的多个版本。我手里一直拿着余华的作品，余华的文字总是吸引我的眼球。这已经成为我多年来的习惯。我写《旧宫》的时候，其实是在追随余华、莫言的脚步。不过，在参加《我在海岛求学》这个节目之前，我大概只见过余华一次，那就是2001年的“青年创业会”。不过，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当我见到余华的时候，花在沙滩上，我以为他会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之类的话，没想到他却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居然还记得我们以前见过面，这让我感觉很温暖。

文中的余华冷酷，但现实中的余华却开朗开朗，常常妙语连珠。苏童也是如此。他的《妻子之家》和《罂粟之家》都是如此冷漠、暗淡的色调，但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个大方的哥哥，笑容永远灿烂，就像一个永远不会老的阳光男孩。叶兆言温柔如老工人（年轻时做过钳工），让人一见如故，毫无陌生感。我喜欢听余华和苏童斗嘴，比相声还精彩，而且很多都是“时事”。他们两人是这部剧最重要的“演员”。这部剧后来火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精彩表演。江苏卫视真是选对了人。郁华、苏童、叶昭言、程永新四人都很熟悉。余华说，20世纪80年代末，程永新带他们几乎逛遍了《收获》杂志社附近的所有小餐馆。有的朋友去了“收获”，你会看到苏童、格非、余华整天坐在那儿说话，仿佛“收获”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开朗的性格让我很快融入了节目，可以毫无负担地和几个“偶像”谈论文学。我喜欢和他们相处，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杰出作家，各自在文学上处于领先地位，还因为他们机智幽默。他们在不同的语言之间来回穿梭，一个人的话会立即被另一个人接受。它不会掉到地上。就像有一次我说这几天睡不好，眼袋掉到了地上。苏童立即回答：我的眼袋掉在地上，我又捡起来。

2024年8月，我从上海书展“转场”到南方图书节。广州活动结束后，一位年轻读者递给我一封信。回到酒店，打开信封，发现信封很长，是用钢笔写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得知你其实在《岛》时，看到老师们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岛上的文学，畅所欲言，表现出那种极其洒脱的状态，一句话就脱口而出： “我希望将来我也能做同样的事情。”

没想到我们的无稽之谈对一个年轻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甚至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其实我们在岛上一起度过的日子也让我无比陶醉，因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业，也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坐在《收获》杂志上整天说话的经历，也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和几位喜欢的作家“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已录制）”，不经意间谈论阅读、写作、NBA。想起当年的《西苑聚会》，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秦观这群老友齐聚一堂，吟诗作词，弹琴唱歌。和谐。想必他们不会像开研讨会那样一直端正坐姿。这么严肃，却有很多正经不正经的玩笑，在谈笑风生中享受着与同事们相聚的快乐，就像米芾在《西苑聚会图鉴》中写到的：“哎哟！ 名气的涌动”身在此地，不知退路，岂是容易的事？”

叶兆言、余华、程永新、苏童、西川与本文作者（从右至左）在边界书店（2022）

三

《我在海岛求学》是一档纯脱口秀节目。参与者都是真正的作家。没有当红明星，也没有任何噱头。完全靠客人的话。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程序设计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小可告诉我，投资方原本希望明星加盟，但很多明星除了光环耀眼之外一无所有。让他们参加演出对他们和编剧来说都很尴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演员和明星都是这样。电影演员中，我最喜欢陈冲的文笔。她2024年出版的自传散文集《猫鱼》，文笔那么优美，基调那么深沉，像一部构图优雅的老电影，无声旋转，一帧一帧闪回她的过往。历史学家罗欣说：“《猫鱼》是一部高水平的自传体散文集。”我在陈冲的微博留言中看到有粉丝说：“在中国女演员中，陈冲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叙事能力是天花板。”这些评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电影导演中，我最喜欢陈凯歌的文笔。他在2001年出版了《少年凯旋歌》，文字里有一种毫不掩饰的痛楚，一个年轻人从13岁到20岁的人生轨迹如画卷般缓缓展开，仿佛是中国版的《少年凯旋》。 《少年维特的烦恼》。如果节目组请来陈道明、姜文、陈冲等有深度的演员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他们要请那些分不清周秦汉唐的当红小鲜肉来“参加”，以吸引眼球，这档节目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我来说，这不是伤害，而是一场灾难。

岛上美丽的风景

好在节目组顶住了压力，电视台也顶住了压力，没有邀请明星。他们只邀请了莫言、叶昭言、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等“老戏骨”。不需要任何伪装。按照他的真实性格来演，就连服装和妆容都非常简单。余华穿着一条在地摊买的沙滩短裤亮相。该剧每季有十二集，每集只有一个总主题。没有固定的剧本，全靠即兴创作。这部剧之所以这么好看，是因为几位编剧的即兴创作。他们就像狙击手。用专业射击术语来说，叫做有意瞄准、无意射击。长时间的阅读和思考是有意识的瞄准，脱口而出的话语是无意识的射击。长时间的静默和潜伏，决定了他们的射击总是准确无误的。

除了比我大12岁的欧阳江河和比我大11岁的叶兆言之外，我和余华、苏童、霁川都是60年代出生的——他们三个都是60年代初期的人。 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于1960年代后期。 ，但成长和读书的轨迹基本重合。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都无法逃脱时代强加给我们的既定增长。但精神生活的贫乏却反而激发了我们读书的欲望。余华、苏童、西川读过的那些“黄书”、“灰书”，供“内部参考，不外传”（即“新中国”后期印制的外国学术、文学名著）。 《文化大革命》供“仅供内部参考”），我也读过一些（其中一些还在我的书架上）。 2023年，在珠海东澳录制《我在海岛求学》第二季时，阿来说，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当地人用报纸当壁纸，所以他就趴在上面靠墙看报纸，从低的位置看。他往上看，最后站在床上，歪着脖子看天花板上模糊的报纸。出生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我们就是这样珍惜书法和纸张的。

“忠义传家，诗书代代”。这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牢不可破的精神信条。如今，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精神世界并没有改善。相反，它变得越来越浅薄和庸俗。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深有体会。因为我看到的游客大多只对后宫感兴趣，而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精美文物视而不见，更与故宫博物院所蕴含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低俗电视剧、短视频的泛滥，无疑对这片土地上延续了数千年的阅读传统起到了抹杀的作用。在视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普遍缺乏老一辈中国人的基本国学基础训练。 “从经典文本本身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品质和基础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文字的美丽、文学的高雅感到更加淡漠和陌生。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的源泉就是这个国家、民族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就像一棵老树一样。越深入，枝条就越茂盛。反过来，“自娱自乐”带来的快感又会导致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断衰退，最终可能毁灭我们这个曾经创造伟大文明的国家。当然，短视频平台是工具，不是道。赋予它如此多的意义，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关键还是在于能否用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深邃与优雅、温暖与人文来“塑造”中国人的精神，通过视频平台的影响力，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回到文字的世界，找到滋养我们精神的真正食物，而不是食物的替代品。就像文学一样，它是许多艺术门类的“源泉”。引导人们认识根本原因，或许正是《我在海岛求学》视频节目的意义所在。

四

苏童说，他上大学时，晚上只有宿舍楼水房的灯关了，所以他搬了一把椅子到水房我要上大学 我要打篮球，晚上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还回忆起自己在炎热的夏天躲在蚊帐下阅读《赫尔佐格》的痴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川端康成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他们的写作也影响了我的写作。就这样，文学传统借助文字以接力的方式得以传承。我深深着迷于余华的《一种现实》和莫言的《檀香刑》中对血腥和暴力的极端描述，并将其应用到《旧宫》中。我把阉割的过程描述得如此深入，以至于一位女读者对我说：“连我都感到痛苦。”我在节目里说过，我不会再写这么冷的东西了。生活还是需要温暖和力量。鲁迅作品的色调表面冷淡，背后却是温暖的，所以在《医学》的最后，他在遇难者的坟墓上加上了代表希望的花圈。后来我发现我的话不够严谨，好像是在责备余华和莫言太冷漠，但其实我并没有这么做的意思。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要上大学 我要打篮球，因为他们的文学世界极其丰富，充满了永远无法概括的惊喜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像鲁迅一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这需要非凡的勇气、洞察力和责任感。我深知，如果不敢面对黑暗，就无法迎来光明。

好在他们很宽容，根本不介意我的“失态”。正如余华笔下的巴金一样，他是“精神上勇敢的人”，“生活上温柔的人”。对于我这样一个“进步”很慢的作家来说，我的余华、苏童、叶兆言兄弟没有丝毫的傲慢和偏见。每天录音结束后，我们都会去小餐馆喝啤酒，说些废话。酒过三回，食过五回，脸色红了，思想的火花开始飞扬。当我们骑自行车回酒店时，一对年轻夫妇认出了余华，并想和他合影。东澳岛上，可遇度假村鱼海鲜餐厅的服务员居然认出了郁华，还拿来一本书让郁华签名。他们是鼓舞人心的明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我很幸运能够和他们一起散步，即使只有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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